27.简述阴阳家文化的主要内容。阴阳家阴阳家以战国时期的邹衍为代表。(1)《汉书* 文艺志》说:“阴阳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经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涉人事而设鬼神。(2)邹衍用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五德终始“说,解释朝代的变更,对当时的诸侯有很大的震骇作用。(3)阴阳家的理论对后世中国上层文化和底层文化都有很深的影响。(4)阴阳家的理论对后世中国上层文化和底层文化都有深刻的影响。董仲舒有它来解释《春秋》,建立了”天人感应“说,而民间的各种禁忌迷信,也多为阴阳五行思维方式下的产物。
29.分封制向郡县制度的转变:从秦朝建立到汉武帝初期百余年里,王朝政治经历了郡县制与分封制的反复。
1.秦朝实施郡县制,但分封的观念依然大有市场。秦末的暴政激起万民的反抗,不少六国贵族的后人试图利用民心恢复旧制。2.汉高祖刘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分封主义者,他的封异姓及“非同姓不王”,都是证明。3.汉文帝、景帝时期,西汉同姓分封制相对稳定,但是不久矛盾就爆发了。汉景帝时以吴国为首的“七国之乱”的爆发及其平定,标志着分封诸侯做法的彻底过时。4.经过汉武帝一番切实的削弱政策的实施,郡县制作为王朝惟一的政治制度,最终得到确立。政治大一统的格局由此正式形成。
30.佛教的传播特点:佛教的传播(l )佛教产生于印度,约两汉之交传入中国。汉武帝通西域,中国与中亚的道路打通,佛教也从西域经丝绸之路传到东土。较早时期,中国人把佛教作为一种可以延年益寿的方术,与黄帝。老子及其他本大神灵一起崇奉。最早传入的教义是小乘教派的《四十二章经》,而早期的传教者为西域胡僧。两汉道教在民间流行,使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十分迅速。(2)大概从三国时期开始,中国人有了正式的出家人,以后人数迅速增多。汉魏之际佛教的传播依托的是本土固有的长生不老宗教。(3)魏晋之际,佛教在玄风大畅的背景下,在社会上层中广泛流传。从那时起,教义已经以大乘经论为主。
31.南北佛教的不同:南朝佛教与北朝佛教的特点(1)在南朝,皇帝和士族对佛教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南朝士人信佛,“偏于谈理”,实际延续的是玄学清谈的习惯,喜好的是佛教所含的哲理部分;对儒、释、道三家义理往往喜欢作调和之论。南朝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所以接受外来宗教显示出鲜明的本土色彩。南朝虽然也大兴佛法,但舍身出家的人相对北方而言数量要少得多,而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冲突一般也只表现在理论上。(2)北朝“偏于教”,其含义是北朝人的信教重在照佛教所说的去修行,以摆脱轮回,所以特重禅法。在南朝,虽然奉佛是那个时代上上下下的事,但在广泛的民间,古老的礼教仍然发挥着相当的作用。北朝则不同,尽管各新建的边地民族政权多重视中原文化的提倡,但佛教对民间的影响,恐怕要更加深入普遍。南朝信佛喜欢兴建寺院。北朝则喜欢立塔造像。建寺院是重视僧人,以便与之论理谈玄;造佛像则重在礼佛敬神,或往生安乐之土,或求当世福报等等。出家在生命的层次,可以摆脱六道轮回;在现实层面,可以摆脱沉重的租税赋役,所以北朝僧人特别多。
32.简述南方民族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不仅是北朝现象,也发生在南朝境内各民族之中中原人群的南迁及对南方的开发过程,也正是南朝民族融合的过程。南朝被融合的民族主要有蛮、溪、俚、僚等。蛮分豫州蛮、荆州蛮和雍州蛮,分布范围大体在今湖南、湖北境内和陕西、河南一带,有的还进入当时北魏境内。这些民族其实都是些山地居民,生活多以种植粮食为主。南朝政府或用武力迫使他们成为国家纳粮交税的编户齐民,或在这些民族聚集区内设立左郡、左县直接统治。经过长期与汉族杂居,族群界限逐渐消失。
35.市井文化的兴起:城市不仅累积着财富,也荟萃着人文,兴起了适合市民阶层审美趣味的市井文化。1.话本:讲述历史及人世间故事的“说话”从中唐以后就兴旺起来,有了行会并在南、未进入“黄金时代”。记录“说话”的文章叫“话本”,是后来白话小说之祖。2.宋杂剧:在瓦舍勾栏中演出,并且已商业化。以温州为发祥地的南戏与杂剧南北相应。此外还有滑稽戏、傀儡戏、影戏等等,都在市民中找到了自己的观众。
36.新党旧党的分歧:道统在宋代演变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气概;心性内容则由深感唐末五代“无廉耻”的士人发展为理学、道学。北宋实行的文官政治,士大夫集政治家、诗文家、学问家于一身,本着各自的道德学问及对现实问题不同的理解为政,宋代士大夫出现类似后世“党派”的政治群体。北宋有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等为首的“旧党”。试图以种种新的政治举措改变王朝“积贫积弱”局面的属于新党,以“扰民”、“生事”、“与民争利”为理由反对这种变法的为旧党。新党代表士大夫积极有为的精神,旧党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反动”。两派的分歧产生于对现实的不同理解。旧党认为,现有政治体制及种种政策本身并无问题,问题出在官员们不能正确执行,而且与其像新法那样向民众开财源,不如从皇帝及朝廷的节约做起。同时旧党许多人更敏锐地注意了“吏治”问题,即王朝各级行政官僚、胥吏实际存在的因循及弄权舞弊的问题。新法必须由人去执行,但有这样一批官僚实际操作,再好的办法也得变质。新党则更多从应当如何一面去思考问题,王安石所设计的方案,如果真正被实行,也的确能起到改善社会的作用。然而问题是他先就遇到了旧党的阻力,此外也正如旧党所说,官僚胥吏们在执行新法时的上下其手产生的副作用极大。众多的官员不同意他的变法,王安石就用迎合他的人,变法中营私舞弊现象越发严重。王安石变法一时间起到一定作用,有的措施还被证明行之有效,然而总的说来却是失败了。但变法本身确实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进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