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两汉文论
1、司马迁文学理论批评观对现实主义文学具有哪些积极意义?
答:①他的“怨刺”和“直谏”精神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优良传统;
②他的“发愤著书”说是对历史上许多进步作家真实情况的总结,也是对自身创作的真实体会,对后代受迫害下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是有力的鼓舞和激励;
③他的“实录”精神不仅影响我国古代史学著作的创作,而且深刻地影响了许多作家的文学创作,影响我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发展,成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一个原则。
2、简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内涵和影响。
答: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根据历史伟人的事迹,概括出“发愤著书”说。认为真正伟大的作品,大抵是作家在遭到统治势力迫害后,为了坚持自己的进步理想和政治主张,为了抗争迫害而坚持斗争的产物,即是“发愤著书”的产物。“发愤著书”说是在总结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对后来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3、司马迁史学的“实录”精神与文学的真实性有何异同?它对后世文学创作有何积极影响?
答:“实录”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创作原则。《史记》的许多篇章都体现了他的“实录”精神,他受到汉武帝的残酷打击和迫害,因而“发愤著书”,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公正和“实录”精神。例如在《史记》中,他并不发泄私愤,而是客观地记述汉武帝的事迹,既记述他的功绩也不避讳他的残忍和好大喜功以及求仙访道、追求长生不老等可笑事实。对汉高祖,也是既写了刘邦的推翻暴秦、统一天下的伟大历史作用,他的知人善任、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风采,也揭露了他的虚伪、狡诈、残忍和无赖的流氓嘴脸。一本“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的精神。
“实录”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创作原则,同时这一原则也深刻地影响到文学创作以及文学思想的发展,后来很多文学家皆以实录精神来衡量创作,强调文学作品要反映真实,表达真情实感,这是它们的相同之处。
但文学作品的真实性仍有别于史学的真实性。文学的真实是强调塑造典型,是集中了许多共性的东西的真实,而史学的真实是具体的真实,是要严格遵守历史事实的。
这种“实录”精神,不仅对后世的史学著作产生过巨大影响,更对文学创作产生深远影响,后世的许多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可以说都是受到过这种“实录”精神的影响。而许多现实主义作家、诗人也都以“实录”指导自己的创作。文论家也经常以“实录”来批评文学作品,使之成为文学理论批评原则。
4、简述《毛诗大序》对诗歌抒情的认识与规范以及在后代文学史上所产生的积极与消极的影响。
答:《毛诗大序》认为诗歌创作要合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即认为诗歌创作要从感情抒发出发,但不能超越礼义的规范。在揭露和批评现实黑暗的方面又必须“主文而谲谏”,即要用委婉的文辞来表达谏劝的意思。“发乎情”,承认诗歌创作的感情因素,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止乎礼义”又限制了诗歌感情的抒发,明显地反映了儒家文艺思想的保守性,使抒情受到“礼义”的约束和格式,影响到了诗歌的发展,这一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几乎成了儒家传统诗教规范诗歌创作的一个教条。“情志”说肯定了诗歌抒情言志的特点,对我国诗歌创作重视抒情的传统和文学批评的重视情志统一的传统的形成有促进作用。
5、简述《毛诗大序》“讽谏”说的内涵及其所论述的文学与现实社会的关系的意义。
答:《毛诗大序》认为,诗歌(文学)是现实政治、社会状况的反映。如:“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它认为,社会政治状况不同,所产生的诗歌便又不同的内容情感和风格特点,那么从这不同就可以了解当时的政治。它还提出“变风”、“变雅”,认为这是\“王道衰,礼义废,正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衰败的政治社会环境的在文艺上反映。
在文学的社会作用上,《毛诗大序》提出了讽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就充分肯定了文艺批判现实的意义和作用。老百姓可以用用文艺的形式对上层统治者进行批判,而且“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包含着一定的民主因素。《毛诗大序》认为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应该有批评现实的功能和作用,肯定了诗歌的讽刺作用,为后来进步文学家用文学创作干预现实、批判现实,揭露黑暗提供了理论依据。
6、《毛诗大序》的“诗有六义”说的内涵及意义。
答:《毛诗大序》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毛诗大序》在解释风、雅的意义的时候接触到了文艺创作的概括性的典型性的特征。“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是说诗歌创作有以具体的个别来表现一般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