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元教育2015年自考中国古代文学史（一）考点之汉乐府民歌的文学价值

汉代乐府民歌的创作精神，与《诗经》的周民歌一脉相承，“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情感真挚浓郁，风格平实朴直。同时，在具体的题材内涵和表现手法上，又有不同于周民歌的新变。 
　　（一）题材的承变 
　　与《诗经》民歌一样，汉乐府民歌继续咏唱那些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感受深刻的生活内容。 
　　有讥刺达官显贵的诗，如《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等。它们描写贵族的显贵、浮夸和奢侈，颇具漫画意味。 
　　有反映人民厌倦战争的诗，如《古歌》写戍边将士深切难耐的思乡之情；《战城南》悼念阵亡的将士，把野死不归的凄凉和壮烈的豪情熔铸在一起，涌动着沉重的悲凉感；《十五从军征》写一个老兵被迫征战一生，年老终于可以回家了，但是已经家破人亡！只剩他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晚景凄凉！以独特视角，揭露了战争的惨无人道。与《诗经》的同类诗歌相比，汉民歌显得更加悲凉。 
　　当然还有爱情、婚姻的歌唱。像《江南》、《有所思》、《上邪》这些脍炙人口的爱情诗，或柔美含蓄，或浓烈直率，就像爱情本身，纯洁美丽。 
　　与《诗经》一样，汉乐府的婚恋诗也反映了相关的社会问题。如耳熟能详的《陌上桑》，写采桑女秦罗敷以夸饰夫婿的地位和英姿，巧妙拒绝太守的公开调戏。（转于自考365） 
　　汉乐府民歌还有周民歌中鲜见的题材，即：倾诉生活艰难困顿和漂泊流荡的诗。《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极写生存的艰难。如《东门行》写一个贫民，因生活困苦之极打算铤而走险，妻子劝阻他，他却义无反顾：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铺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此诗揭示了民众被迫无奈，走上反抗道路的情状。《妇病行》写丈夫丧妻，自己带着两三个幼儿艰难度日，穷困潦倒，不禁对孩子感慨：我们也要随你母亲去了！《孤儿行》写孤儿备受兄嫂虐待，痛不欲生：“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 
　　此外，汉乐府民歌中还有表达人生哲理的作品。如《长歌行》：“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指出生命和时光的可贵，鼓励人们珍惜。而《薤露》和《蒿里》，更深刻抒发了对生命终结的悲哀：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薤露》）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蒿里》） 
　　生命的短暂犹如朝露，但露有再生，生命却不能复归。生命既已终结，生前的贤愚臧否，又何足道！这种人生体验有些大彻大悟的味道，但是非常悲凉。 
　　总之，汉乐府民歌抒写民众切身的情事，情深意真，这是对《诗经》民歌创作精神的继承。同时，汉乐府民歌在诉说生存的艰难困顿以及披露战争的残酷等方面，较之周代民歌，似乎更加悲凉厚重。 
　　（二）艺术表现手法的演变 
　　第一，与周民歌相比，汉乐府民歌叙事成分增多，许多民歌都有情节，有的还描写了人物的形象。 
　　在叙述和抒情中插入情节，如《东门行》写贫民男子与妻子的争论过程，《妇病行》写鳏夫向亲友求乞，《孤儿行》写瓜车翻覆、孤儿的哀告，《战城南》写“我”与乌鸦的对话等等。这些情节对诗歌思想情感的表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有的情节，具有偶然性或理想化倾向。如《上山采蘼芜》，写弃妇与故夫山脚相遇，就是偶然事件；但是如果没有这一偶遇，就没有弃妇在被弃之后仍须向故夫跪诉的情节发生，也就不能在更深的层次揭示妇女地位的卑下。《陌上桑》写秦罗敷与太守的对话，就是理想化情节；但只有在这样的情节和结局中，才能充分体现秦罗敷的智慧。情节设置的偶然性和理想化，表明汉乐府民歌在真实叙事抒情的同时，也不乏灵动的虚构和想象。 
　　有的民歌还着意于人物的描写。如《孤儿行》，通过父母在世时“乘坚车，驾驷马”与父母死后种种不幸遭遇的对比，通过兄嫂对孤儿苛刻的待遇，通过“行贾”、“汲水”、“收瓜”四季不停的劳作以及“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冬无複襦，夏无单衣”的描写，表现备受欺凌的孤儿形象。汉乐府民歌写人物最为成功的，当属《陌上桑》。它写秦罗敷的美貌，先是以衣饰妆扮衬托：“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接着以他人见到罗敷的反应从侧面烘托：“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悄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始终没有直接、正面的描写，而罗敷之美呼之欲出。
　　第二，汉乐府民歌抒情真挚浓郁，有直抒胸臆的作品，如《有所思》、《东门行》、《孤儿行》等；同时也善于以比兴、叙描的手法抒情。 
　　《上邪》罗列五种不可能发生的自然现象，《艳歌行》之“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悲歌》、《古歌》之“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长歌行》之“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等等，都是比兴的例证。有的诗篇还通篇使用比兴，例如禽言诗《乌生》，通篇写乌鸦不得安生的经历及其所见所感，其实处处都在写人间情事。通篇使用比兴的诗作，还有《江南》、《枯鱼过河泣》等。 
　　在叙述和描写中抒情的例子，如《战城南》：“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客观描写战场的情状，而涌动着浓重的悲凉之感。《妇病行》则在琐细的叙述中，埋藏着难以道说的凄苦。《十五从军征》在这个方面最为出色，写老兵向乡人问询家中情况，写他到家后的所见、所为，全诗都是叙述和描写，处处充满了孤苦和悲凄：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饴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 
　　第三，形式和语言方面的特点。汉乐府民歌在句式上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局，变为以杂言和五言为主。杂言长短不拘，表现灵活；五言虽只比《诗经》增加了一个字，但音节单双配合，节奏、韵律富于变化，又增加了表现的容量。从发展趋势看，汉乐府民歌由杂言渐趋五言，对五言诗的最后定型产生了重要作用。同时，汉乐府民歌也不再有重章，与《诗经》相比，在诗歌的结构上有所发展。 
　　汉乐府民歌的语言质朴浅白，往往使用对话和口语。 
　　作为诗的语言，看起来似笨拙滞涩，似顺口溜，浅平直白，但富于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