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814中国古代文论选读小抄10

第七讲    清代
1、金圣叹对《史记》和《水浒传》作了怎样的比较？这种比较有何意义？
答：金圣叹是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上最有成就的批评家。他把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传统应用到小说领域，继承前代小说理论批评的成果，开创了小说理论批评的新局面。
他在对《史记》和《水浒传》进行比较分析时，肯定了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的虚构性。他指出：《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传》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史记》所处理的是现成历史事实，这对作者就构成了限制，作者的艺术才能就体现在对现成的史实的组织和处理上。《水浒传》则不然。作者可以根据艺术的需要进行自由的虚构，而这种虚构性更可以发挥作者的艺术创造才能。从纯艺术的角度，他更推崇虚构文学。这样就把有文学色彩的历史著作和纯粹的艺术文学作品小说的不同特征做了明确的区分，小说从塑造美的形象为目的，不受现实是否实有的限制，而《史记》石油文学色彩的历史传记，必须受历史现实的限制，因而两者的根本性质是不同的，他对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做出了杰出贡献。  他指出：《水浒传》“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这应该是新鲜大胆的理论。
他在对《水浒》的评点中，非常重视人物的性格塑造。小说艺术的核心就是要创造与众不同的特殊性格，金圣叹就是抓住这一点对《水浒传》进行评点的他认为《水浒传》的人物性格都有鲜明的个性，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水浒传》只写人的粗鲁处，边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鲁是性急，鲁达粗鲁是少年任气，金圣叹认为人物形象传神逼真，必须写人物性格中的“同种之异”来。 另一方面，金圣叹也注意到，在人物个性当中，作家也概括了一类人的共同性，“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熟识”。这就涉及到了人物塑造的典型化问题。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点开创了小说评点的新局面。总之，金圣叹把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传统应用到小说创作的批评领域，开创了小说理论批评的新领域、新局面，清代的小说理论批评无疑受到了金圣叹的影响。
2、试评述金圣叹关于人物性格塑造的理论。
答：金圣叹非常重视人物性格塑造。他指出，《水浒传》人物性格有鲜明的个性：“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性格都写出来。……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他具体分析了李逵、武松、林冲、鲁智深等人物形象的个性，分析得活灵活现。另一方面，他指出《水浒传》写人物，在个性当中也概括了某一类人的共同性：“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熟识”。体现了共性的个性就是典型化的性格。金圣叹还具体分析了许多书中情节，论述了这些富有个性的人物究竟是如何描写、塑造出来的。
3、什么是李渔的“立主脑”？
答：他在《偶寄》之《结构》部分单立“立主脑”一节以论文。所谓“立主脑”，他说：“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而“传奇”（明清戏曲中的一种名称）的“主脑”就是一部戏曲的主要人物和中心情节，即他所说的“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的主脑也”。例如传奇《琵琶记》的中心人物是蔡伯喈，中心事件是重婚相府，这就是《琵琶记》之“主脑”。其他众多人物和事件都要围绕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来展开，并为之服务。
4、试述李渔在戏曲题材的真实性和人物性格典型化上的主张和观点。
答：在“审虚实”部分，李渔还着重论述了古今题材的处理，这涉及到了戏曲的真实性和典型化问题。他说“传奇无实，大半皆寓言耳”，就是说戏曲传奇大多具有虚构的特征，但对古今题材的处理又有不同，当代题材，不仅情节。而且人物都可虚构。古代题材，李渔认为人物可以虚构，但古事已流传至今，则不可虚构，虚构就会让观众不相信。李渔对戏曲虚构有所认识，但对古事不可虚构的说法，说明他对打破历史的真实认识还不够。李渔在论述戏曲人物塑造时，认识到要使人物有典型性，就要把此类人物所应有的特殊性格都集中到一人身上。这就接触到了人物性格塑造的典型化问题。
5、王夫之对诗可以“兴、观、群、怨”的理论有什么新发展？P353
答：王夫之对诗歌的情感进行了严格的规范，要求诗歌的情感符合诗歌精神，王夫之对强调以抒情为本质特征的诗歌与其它意识形态部门的区别，他反对把哲学的对象移入诗歌领域，认为“诗固不以奇理为高”，“议论入诗，自成背戾。盖诗立风旨，以生议论，故说诗者于兴、观、群、怨而皆可。若先为之说，则言末穷而意已竭。”王夫之这种强调诗歌抒情的主张，特别是要求诗歌的情感符合诗歌精神，应该说是对诗可以“兴、观、群、怨”的理论的新发展，将诗的抒情性特征与社会作用相结合起来。
6、试评述王夫之情景理论的内涵及其意义。
答：王夫之的诗歌创作理论特别注重意境的创造。他认为诗歌意境的构成莫不由情、景两大元素：
关情者景，自与情相为珀芥也。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
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截分两橛，则情不足兴，而景非其景。
《姜斋诗话》中这样的论述很多，在王夫之看来，诗歌中的情、景是彼此互相依傍，缺一不可的。他更进一步深入考察，提出诗歌中情景结合的方式有三种：其一是“妙合无垠”，结合得天衣无缝，无法分别，这是最高境界；其二是“景中情”，在写景当中蕴涵着情；其三是“情中景”，在抒情过程中能让人感到有景物形象在。总之情景互相融合才能构成诗歌的意境美。
7、试述王夫之“现量”说的内涵。
答：在诗歌的创作上，王夫之强调主体创作过程的当下性与自发性，他借用佛学的范畴提出了现量说，根据教材的论述，简言之，现量说有现在义、现成义、显现真实义三义。王夫之现量说的现在义，就是写“当时现量情景”（《明诗评选》卷四皇甫洊《谒伍子胥庙》诗评语），主体置身于当下的情境当中，景是眼前的当下的景，情是当下之景触发的情。这就是传统诗论中说的“即兴”。其现成义，指的是创作过程中的自发性，所谓“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是说创作过程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是超思维的，“落笔之先，意匠之始，有不可知者存焉”，这一过程是自发地完成的，创作者不应该人为地从外在强制这一自发过程。现量说的显现真实义乃是现在义和现成义的两方面的必然结果。当下的情景按照其处身的规律自发地运动而构成意象，则情和景必然是真实不妄。现量说强调情景的当下独特性和创作过程的自发性，这就保证了诗歌的独特性和创造性。
8、简述叶燮诗歌理论的理论框架。
答：
9、试述叶燮“才、胆、识、力”和“理、事、情”的理论内涵。
答：叶燮创作主体论的中心意旨就是要确立一个具有艺术独创性的诗歌创作主体，因为只有有了这样一个独创性主体，才会有诗歌的独创性。在“在我者”的才、胆、识、力四要素中，识是判断力，包括知性的判断力和审美的判断力两个方面。知性的判断力对客体的理、事、情作出判断。理、事、情本是错杂相陈于前，往往令人不能清晰分辩，有了识，就可作出判断和选择。而审美判断力则对“体裁、格力、声调、兴会”等审美表现问题作出判断和选择。具备了两方面的判断力，主体才具有独立性，不会跟随世人或是古人的脚步亦步亦趋。根据叶燮的论述，才是审美表现力，是将理、事、情“敷而出之”的能力。识与才是体用关系，识为体，才为用，内有识才能表现出才。胆是主体的自信力，它也是建立在识的基础上的，“识明而胆张”，无识也就不可能有胆，无胆就不能有创作的自由，不能有审美表现的自由。只有建立在识的基础上的“胆”（即主体的自信力），才能使创作达到自由之境界。力是才所依赖的生理心理能量，体现在作品中是作品的生命力，力的大小影响到才的大小与力度。在主体的四要素中，识处于核心地位。这种以识为核心的主体乃是真正独立的、具有创造性的主体，而正是这个主体构成了诗歌艺术独创性的基础。
10、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谈到王维画“雪中芭蕉”的故事，他是为了说明什么样的理论问题？
答：在情感和物象之间，王土禛认为物象应为表现情感服务，物象可以超越特定的时空，可以不符合现实自然的真实，王维可以画雪中芭蕉，正是如此，王土禛称这是“兴会神到”，这是诗之所以为诗的原因。
11、试述王士禛“神韵”说的内涵。
答：神韵说的内涵：1、其中心就是诗歌的审美表现方式问题。神韵说主张诗歌创作在表现审美对象时应该做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即诗人对主体的情感不要直接陈述出来，对景物也不要作全面精细描绘，应像画龙只画一鳞一爪，画山水只画“天外数峰，略有笔墨”，但透过这一鳞一爪、天外数峰，却能表现整体的面貌，如镜中之月、水中之花，可具体感知，而又不可捉摸。2、在情感和物象之间，王土禛认为物象应为表现情感服务，物象可以超越特定的时空，可以不符合现实自然的真实，王维可以画雪中芭蕉，正是如此，王土禛称这是“兴会神到”，这是诗之所以为诗的原因。3、清和远是具有神韵的诗歌境界的审美特征。他引孔天允论诗的话说“诗以达性，然以清远为尚。”清，指的是一种超脱尘俗的情怀。这种情怀最适宜于用山水诗来体现。远，有玄远之意，也是一种超越的精神，这种精神也适合于寄托在山水诗中。清偏向于景物之描绘；远偏重于感情之抒发。王土禛认为达到这种境界就可称之为“妙悟”，就是把握了诗歌艺术的真谛，达到了艺术的彼岸。
12、沈德潜的诗歌的思想内容有什么要求和规范。
答：沈德潜继承了老师叶燮注重辨别诗歌源流的思想，对诗歌史作了清理。他认为，唐以前的诗是古诗之源，唐诗承其源而加以发展，代表了诗歌的最高成就，“诗入宋元，流于卑靡”（《唐诗别裁集·凡例》，背离了诗歌传统，明七子虽有弊端，但旨在恢复传统，而他力图使清代诗歌能继承传统而不堕，他编选的《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就具体地体现了他清理诗歌史的意图，他提出的方法和目的是“先审宗旨，继论体裁，继论音节，继论神韵，而一归于中正平和”，这也构成了他诗歌理论的基本框架。
13、沈德潜的“格调”说的具体内涵是什么？
答：从他的论述看，体裁和音节二者就是所谓格调。体裁指的是诗歌的艺术表现方式及技巧系统，包括意象的构成方式、篇章、字句的组合方式等，体现为一套具体法则；音节是字音经过选择和有规则的组合构成的语音模式所形成诗歌的音乐美。他继承了明七子高古之格，宛亮之调的主张；认为诗应比兴互陈，反对质直敷陈；欣赏唐诗的“蕴蓄”、“韵流言外”，而不欣赏宋诗的“发露”、“意尽言中”（《清诗别裁集·凡例》）；要求诗歌有音调美。
14、袁枚“性灵”说的内容是什么？他的“性灵”说与公安派“性灵”说有什么不同？
答：袁枚性灵说可以从以下几点把握：1、袁枚主张尊重人的自然本性。符合自然本性就是真，从真出发， 真可以不合正统道德，它是最高的价值标准。性灵说就是要表现真人的真性情。“尝谓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真是人生的最高价值，也是袁枚诗学的最高价值标准。从真的诗学观出发，袁枚反对沈德潜人伦日用的正统诗学观。2、男女之情也是袁枚性灵说的重要内容。他说：“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因而诗表现男女之情是必然的，天经地义的。因此，他为艳情诗进行辩护。3、诗歌在艺术上要变，要有创造性，这是性灵说的另一方面的内容。
袁枚的变与公安派的变不同。公安派主张变，但不注意继承传统，袁枚则主张在学古中求变，在继承传统中求创新。艺术表现方式的变化必然导致诗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所以袁枚反对推尊某一种格调。4、性灵说在审美上主张风趣。王土禛推崇的超脱情怀，沈德潜强调的人伦日用，表现在诗格中都具有庄肃的特征，而袁枚性灵说的风趣则与庄肃相对，具有轻松、活泼、诙谐的特点。风趣是诗人摆脱了庄严的道德政治面孔之后的轻松活泼的个性的活脱脱的表现，它来自诗人的真性灵。